男孩捡了一块又一块小石子向海里扔去，他尝试了很多次之后才开始稳定地打出水漂。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极少有四下。但他仍很开心，每次打出水漂就立刻与我分享他的成功和喜悦。我则心不在焉地坐在水旁的草丛里，看着远方空洞的景色发呆。生态廊道把洱海西面这一侧的景色变得面目全非，失去了充满生命力的野性，处处透着取悦和谄媚。那些我喜欢的枯柳、芦苇丛、滩涂和无人之地的荒野，早于数年前便已消失。而我们曾经享有过这些美好之物长达八年。
离开四年后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大理，再次把家安定在苍山与洱海间这片令人着迷的平畴之上。与之前不同，我们没有靠海而居，那里成了商业圈，早已不适合我们这样的普通人生活。我们从银桥一路找来，想在山边找到一个合适的房子。当我们跟着年轻的中介小伙走进湾桥村这个安静的院子，站在二楼露台外看见近处的苍山萦绕着洁白的云层，以及东边一大片开阔的田野时，我们便决定在这里住下来，落地生根。不论怎样，那山云与天光风物仍旧是朴素的，善良的，愉悦我心的。
新家彻底整理收拾好后，我才开始有时间出门找事情做。附近的田地里，人们忙着耕地、施肥、种菜、拔草、收菜，坚实的大地把他们的身体锻造得很是结实。70多岁的房东阿嬢说她每天都要去地里帮他们种菜，这样整个人才更有精神，闲着反倒没精打采的。我想我也应该找份这样的工作，把身体累到极致，没有时间去焦虑生活里的不顺。
男孩和女孩的教育是搬家后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。我们跑了几次镇上的中心校，跑了几所附近的学校，中心校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去大理市招生办问问，我们跑过去，没等我们描述完具体情况便被粗鲁地打断，说我们不合规。而我焦急等了几天的一个回访电话，竟然只是由机器人打来，问了几个是否满意的问题后便无情挂断了。于是，他们失学在家。男孩本应该很容易进一所学校，但他们都说学位紧张，朋友听说后感到很惊愕，城里学校的学位紧张情有可原，怎么村里的小学也会有这样的情况？
我急切地想找一份体力工作，便骑车出门走去田野，走向忙碌的人群，问他们是否招工。男孩一定要跟着我，说可以帮我干活儿。路边三四个女人正忙着往松软平整的地里插大葱的种子。没人觉得我能干这样的重活，所有人都对我说，你干不了这种活，还是在家歇着吧。于是我也被他们拒绝了，哪怕一次尝试的机会也没争取到。
我和男孩沿着水泥路一直朝山的方向骑去，直到穿过山脚的村庄，来到路的尽头。我们停在一座大门紧闭的寺庙前，然后便折返，路过村庄，横穿214国道，经过家门口时也没有停下来，而是一直朝洱海的方向骑去。这一带的海边游人极少，他们更像是漏网之鱼，游到了大鱼群不会涉及的海域，稍作停留后便匆匆离开，一点儿也不喧闹。所以当男孩说想在海边多待会儿的时候，我便随了他的意，坐在草地上，假装看他打水漂，脑海里充塞着无数挥之不去的烦忧。
看到路边一家贴着转让信息的民宿，我想到我们离开大理与离开巍山重回大理的理由始终一致。疫情放开那一年，无数人涌入大理，商业浪潮卷起的巨浪碾碎了我们平静的生活，我们不得不搬离，选择偏安一隅的巍山。而如今的巍山又像是数年前大理，正欣然地吸引了许多热爱它古城气息的人前往。我们在巍山租住的房子尚未到期，就已经被转给了一个前来开客栈的外地人。当我们需要再次寻找住处时，龙哥决定回到大理，因为此时的大理，更像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海啸，所有的浪潮已渐渐平息、退去，我们会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平静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做完自己的工作后再去找一份旅行相关的副业，以缓解眼前的困境。
我们住进新家已一周，但我对这个决定仍表示怀疑，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所有的事情里，只有租房和搬家这两件事极为顺利，可男孩和女孩的教育，我的工作，还有两只猫的命运，都让我感到焦虑和不安。我独自走向无人的原野，对着大山放声痛哭时，无辜的山风会跑过来，吹起浓厚的云团，叫我看见不远处的重峦叠嶂，一股深厚坚韧的气息涌向我，我很快止住哭腔，若无其事地走回村庄。
